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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治理城乡接合部以善治替代整治

[日期:2017-07-28] 来源:财新网  作者:黄子懿 [字体: ]

      北京社会治理蓝皮书:城乡接合部应以“善治”替代“整治

    城乡接合部整治效果如何?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(2016~2017)》蓝皮书显示,城乡接合部重点村整治引发“堰塞湖”效应:流动人口向周边地区转移居住,导致周边村人口激增,公共服务压力大,违法建设掀起高潮,社会治理风险显现,生成一批新的“重点村”

    2010年以来,北京城乡接合部整治工作产生了意外后果,引发“堰塞湖”效应——流动人口向周边地区转移居住,导致周边村人口激增,生成一批新的“重点村”。

  7月26日下午,北京市社会科学院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(2016~2017)》蓝皮书中收录的一份研究报告如是表示。这份名为《北京城乡接合部重点村治理难题与对策思考》的研究由北京市委党校、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王雪梅和讲师吴军共同完成。

  研究显示,被整治村庄的流动人口流向周边村庄,造成这些村庄公共服务压力大,社会治理风险显现。

  同时,流动人口多方面诉求未得到充分满足,希望政府在住房、就业、方面获得政府更多的帮助。

  “堰塞湖”效应

  2010年以来,北京启动过两轮城乡接合部改造。第一轮为2010年至2012年,北京市整体启动了50个“重点村”整治行动,涉及20万当地农民、100万流动人口;第二轮为2016年以来实施的针对城乡接合部重点地区100个挂账村(社区)综合整治行动,覆盖10区、21个街(乡、镇)的120多万人口。

  这些重点村整治产生了“堰塞湖”效应。以2010年重点村中排名第一的海淀区唐家岭村为例,2010年初,唐家岭村聚居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就开始向周边区域等地转移,导致距其3公里远的永丰乡小牛坊出租屋基本饱和,三年时间里“兴盛”起来。昌平区东小口镇兰各庄村也是“堰塞湖”效应的典型,该村有户籍人口814人,流动人口从2008年前的大约2000人激增到2016年的9700人,人口倒挂严重。

  研究的问卷分析认为,近三分之一的村(社区)反映“周边拆迁及整治”是流动人口在本村聚集的主要原因之一,其中有六个村认为,这是导致这些村流动人口规模膨胀、比例严重倒挂、社会治理难度大的最主要原因。

  流动人口的涌入也加大了周边村庄的治理难度。兰各庄村干部在研究访谈中称,村里面每住一个流动人口,村委会可能就得倒贴2000元-3000元,主要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、维修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,如电力设施改造、公共厕所清扫等,导致该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矛盾较为突出。

  百村普查结果显示,100个重点村(社区)中,分别有89个、52个和49个村(社区)认为,环境卫生、治安秩序和消防安全是本村流动人口管理最突出问题。同时,分别有28个、16个和14个村(社区)认为,交通秩序、违法经营和用煤用气安全问题是村内面临的最突出问题。

  此外,研究还提出了流动人口管理中的一些难点,如非法经营专项整治“长效”难、驻区单位流动人口属地管理协调难等。

  流动人口诉求未获满足

  一方面,社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压力大。但另一方面,聚居区流动人口对对自身居住条件的评价也不高。

  流动人口多方面的诉求未得到充分满足。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希望在住房(49.37%)和就业(43.64%)方面获得政府更多帮助。除了住房和就业,认为北京市政府需要加强医疗卫生(30.57%)、子女教育(30.28%)和基本社会保险(25.94%)的流动人口比例也都超过了五分之一。

  在对待北京市政府的服务工作上, 27.36%的流动人口对北京市政府的服务工作感到非常满意,30.84%感到比较满意,26.06%的流动人口感到北京市政府的服务工作一般。另外,有9.41%的流动人口对北京市政府的服务工作感到不太满意,6.32%感到非常不满意。

  研究认为,在城乡接合部治理中,要以“善治”替代“整治”,进行制度与政策创新,建设更加包容性的城乡接合部社会。

  其中,需着眼于城乡接合部社区的功能修复,使暂居此地的流动人口贫而不困,同时减缓当地农民城市化的阵痛。

  研究认为,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,流动人口通过低水平的生活条件,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城市廉价劳动力供给,另一方面,当地失地农民也能在此习得城市经济理性,降低来自城市文化的冲击,以稳定的租房收益为下一代的完全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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